写在前面
0到3岁婴幼儿实现育有所托，是改善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有了好的托育，才有可能进一步解放女性的生娃意愿，让二胎开放政策得以更加落地；有了足够的生育率，才有可能从源头上解决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人口问题改善，养老负担缓解，经济发展持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日益满足和提升。如此重大的问题，本届两会为此产生了哪些方向性的论调？本文由三一基金会旗舰议题资助团队撰稿，详细梳理解读两会关于0-3岁托育政策走向。
自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加强生育医疗保健服务”等政策后，我国幼龄儿童人口基数飙涨，五年内预计增长1700万人口。“谁来养娃、怎么养娃”就成了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2017和2018年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都在民生板块凸显了政府在婴幼儿抚育上的关切和推动，“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托育为主、多种形式的婴幼儿服务协同发展，这几个字为各界指明了方向。也昭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围绕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公共资源调配、基础设施搭建及质量标准制定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将得以出台和实施。
什么是托育服务？
关于“托育”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清晰的厘定。在四川省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意见》中则定义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旨在为3岁以下婴幼儿及其实际抚养人提供婴幼儿保育和科学育儿的指导服务。“
简单来说，托育是旨在为0-3岁（一般是3个月以上）婴幼儿提供托管和科学养育的服务。以“虐童”知名的某黄蓝幼儿园为例，它下设的早教托育中心，不仅为0-3岁的孩童提供托管服务，还提供早教课程。值得注意的是，早教机构并不等于托育机构。虽然有些早教机构兼收少量托班，但收费昂贵。而且，托育机构的服务内容理应包含看护+早教，早教机构是否能够很好履行托育服务的职能，在这里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2019年腾讯教育等发布的《0-3岁托育行业白皮书》来看，目前中国市场上面向0-3岁年龄段儿童的托育机构有多种分类：按托育服务时长可以分为半日托、全日托和24小时托管；按托育服务内容可以分为以看护为主的机构、看护与早教相融合的机构、养育+教育的机构；按托育机构开办的主体可以分为公办托班、家庭式的个体托管、企业举办的托育中心、及其他各类商业机构。
公办托班很好理解，即公立托育机构，比如北京市某某区公办托班，每年的招生名额有限；家庭式的个体托管则是在私人家里兴办，规模较小，以看护为主，教育含量不高。而企业举办的托育中心多半是为了方便企业内的女性职工，又是因为虐童而广为人知的上海某程亲子园就属于某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幼点，上文提到的某黄蓝则属于商业机构。
“两孩政策”要落实 养娃难题先解决
2010-2015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6，即每个孕龄中国女性在一生里生育1.6个孩子（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指的是，假设一个育龄女性在每个年龄生育的概率正好是当年该年龄所有妇女生育的比例，这名女性一生将累积生育的数量，可以大致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我国目前已进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新加坡、韩国、波黑这些低生育率国家，女性大约人均生育1.25个孩子。生育率能够帮助反应人口发展的态势，低生育率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造成人口结构的恶化，从长远来看会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阻力。 
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政府于2015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虽比1980年下降了32%, 但这也已经是自2000年至今人口出生率的第二高值。 
“两孩政策”的刺激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虽然暂时有助于补足生育短板，但是没人带孩子、养娃成本高等问题却成为摆在育龄期夫妻面前的巨大门槛，“不愿生、不敢生”也随之成为社会热议话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卫健委”）统计，我国目前入托率估值仅5%，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3岁以下儿童的平均入托率为34%，韩国日本的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也均超过30%。经合组织的研究还发现，母亲产后重回职场的比率随着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的提高而提高。这也说明托育服务能够让女性在生育之后顺利重返职场，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女性的公平就业、为职业女性和双职工家庭减少负担，也成为提高育龄期人群生育意愿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