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三一基金会秘书长沈丹玺受邀出席公益慈善研究院的“领鹏”（Leadership Excellence in Asian Philanthropy；LEAP）人才培训计划活动，分享了三一基金会的公益实践。以下是她的分享实录，内容有删改。
今天我想用三个故事，和大家聊聊公益慈善领域的一些非传统的模式和做法。这三个故事都来自三一基金会的实践——公益创投、探客教育、技术救援。但我不希望只展示成功的范本，而是呈现我们真实的体验和坦诚的反思。我想呼应前面教授抛出的一些问题，但我给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想追问：
我们看到的新模式、新工具、新做法，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真正奏效？三一基金会在相关的摸索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收获了哪些经验？
公益创投：适用的边界
我们最早接触公益创投，是受到以Omidyar Network为代表的风险慈善模式的启发。回到国内尝试时也确实经历了不少曲折。
第一阶段，我们做的是散点式的加速和孵化资助——用非限定资助的方式，支持相对成熟的公益创新组织放大其影响力，也支持一些带着想法进来的早期创业者。跑了一年多，一些资助伙伴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但我们也开始思考几个问题：
首先，资助官员同时面对教育、环保、养老等截然不同的领域，很难在每个领域都吃透。虽然方法论有一定程度的可迁移性，但真正判断好一个项目是否有发展潜力，需要很深的行业积累，这对团队来说挑战不小。我记得有一个合作关系很好的伙伴机构，私下很坦诚地跟我说，当时对接资助沟通时，能感受到我们的项目专员并不熟悉该议题在本土的真实现状与落地路径，双方耗费了大量时间统一认知。
这让我们意识到，如果不对一个领域有切身的了解，能给到资助伙伴的帮助也是相当有限的。
相应地，我们这笔资助给伙伴、给议题领域带来的价值，就更难说清楚了。效果归因本身就是个难题，非限定资助要精准明确价值贡献更是有难度。如果没想清楚，也很难说清楚，更难真正做好。
另外，传统资助都有一定周期，半年也好，一年也好，都很难真正持续地追踪和参与伙伴的长期成长。
在一段时间的讨论后，我们决定：不再做散点式的资助，而是先聚焦一个议题深耕，练好内功。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我们选择了儿童早期发展这个议题，一段时间后也确实看到了议题领域的一些变化。
回过头看，我们进入议题领域的时机是可以的，但推动改进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匹配我们当时的能力和方法。比如，议题领域总体推动时可能需要的是政策变化，而单个基金会、单个项目资助的做法，其实很难去实现系统层面的效果。
当时我们的公益创投，更注重和适合的，还是服务递送式机构的增长，或者说风险慈善模式的单机构资助，似乎更适合为“一针见血”的好方案提供快速规模化时所需的支持，从而形成更大的势头去改变某个细分领域的生态。但并非每个议题都适合这条路径。
于是，我们决定更坚定一点地去往“试验田”，开始尝试借鉴股权投资等更灵活多元的工具，聚焦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运行三四年后，我们现在有4个在管项目，他们所实现的社会影响力还是比较喜人的。
但是，新的挑战又浮现了：合适的标的相对稀缺。基金会的决策流程、合规要求与更偏商业节奏的创投需要如何顺畅磨合；更为突出的核心难题在于，投后管理与支持的边界、程度如何把握好，如何在“扶持”与“竞争”中找到平衡，如何统筹治理结构与管理决策中不同决策的价值预期和风险偏好——这些都是我们仍然在持续探索的课题。
所以我的体会是：用商业方式推动公益，不是错的，也不是不好，但它有自己的局限性。拿公益创投来说，它或许更适配某些领域、某些类型的组织、某些发展阶段。无论如何，精准的定位取舍和持续调整迭代，应该比找到“正确答案”重要得多。
探客教育：打破次元壁
三一集团一直很重视教育。偶然的机会，我们接触到了探客教育的理念，了解到一整套运用动手探索培养工程思维的教学方法。我们深受启发，开始思考：能不能探索出一种普惠型的教育模式，让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的孩子，都能有效获得工程技术思维的启蒙？这不仅是为了孩子的成长，也是在为未来的产业发展储备人才。
一开始，我们用的是比较传统的方式：找到国内最早引进相关教育技术的机构，以资助的形式支持他们开发内容、落地学校。但很快我们发现，仅用单纯的资助，我们很难深度把握核心理念和教学方法。资助对象有自己的发展考虑和诉求，我们的目标不一定完全一致。
同时，基金会内部展开了一场很认真的讨论：探客教育项目到底要做什么？是培养少数拔尖的、未来可能成为科技精英的孩子？还是做更广泛的普及，让更多孩子“从0分走到60分、70分”，而不是只把少数孩子“从70分提到100分”？
我们最终选了后者。找到和培养出少数天才的想法固然很诱人，但理事会和执行团队都认为，公益基金会的价值更在于促进公平，让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都先获得成才的机会。
这个选择推动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内部建立了课程研发团队，招募有一线丰富教学经验的STEAM老师，最终自主研发出了一整套适用于中国本土的探客工程启蒙课程。第二，明确了项目定位：让更多孩子以更低成本获得工程思维的启蒙，体验动手创造、合作探究的乐趣和意义。我们特别强调“就地取材、循环利用”，用身边的材料解决身边的问题，同时通过自主研发教具和优化运营，努力把成本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产品和运营模式基本成型后，我们面临一个新问题：怎么触达更大的范围？常见的做法多是在公益组织圈内寻找伙伴，而我们尝试跨出这个圈子——和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社工组织、博物馆等广泛合作。合作过程中，我们逐步把核心资源倾斜至与教育局联动、全域县域批量落地的推广模式。
我们陆续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了探索：天津东丽（沿海发达城市）、湖南涟源（中部县域）、西藏卡若（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正在推进中的东南沿海地区。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地方政府合作点并不是我们主动找上去的，而是对方主动来接洽的。有了这个案例，后续合作推进顺畅许多。
未来，我们会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工程教育也好，STEAM也好，本质上在提升青少年儿童综合素养和通用能力，是整个教育公平和质量的提升。我们在一个小细分领域，能否沉淀和贡献出一些助力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通用经验？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在做几件事：一是对我们的项目进行持续评估和追踪，验证综合素养教育的评估指标和方法；二是在与教育主管部门的合作中，推动在本地找到不同类型学校的样本，共同摸索“优质均衡”的可行路径；三是在产品逐渐体系化之后，尝试借助AI的力量，更好地赋能一线老师和学生。比如我们注意到，教育质量提升的一个现实卡点是一线老师的“有心无力”——他们有提升的愿望，但时间精力、能力资源都有限。
所以我们尝试用AI训练了一个辅助教师进行探客课程研发或本地化调适的智能体，把教育教学的理念方法、过往专家的点评指导、各地合作的实操经验，都用来个性化地赋能每一个有意愿的老师。希望结合技术的加持，能够在“优质均衡”的目标下为规模、质量与个性化的“不可能三角”探出一些更优解。
探客教育给我们的启发是：有时传统或单纯的项目资助未必能保证核心捐赠理念的落地，不妨考虑如何更深度地参与，甚至躬身入局——深度参与不是为了永远自己做下去，而是探出一条让项目独立生长、联动更多生态伙伴的道路。这个过程中，需要突破原有的工作方式和路径依赖，需要大胆地和“公益圈”之外的伙伴合作。但要实现有效跨界共创，自己也得是行家，也得摸清楚“产品”与“市场”的匹配。
灾害响应：躬身入局，彼此成就
很多企业参与救灾，就是捐钱、捐物、派人。历次灾害中，三一也捐了不少钱。但是，自汶川地震起，我们的创始人带着员工志愿者服务队直接去现场驰援开始，三一人就一直在摸索：如何把企业的核心资源——产品、技术、能力，以及我们覆盖广泛的设备和服务网络——更系统地转化为灾害响应的基础设施？
过去几年，三一基金会招募了具备丰富民间救援经验的队长，聚焦生命救援的“黄金72小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逐渐意识到几个现实情况。
第一，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有时多地同时发生，有限的救援队员不可能同时覆盖所有需求。
第二，政府的灾害管理能力在不断提升，灾前的预防和转移安置更加到位，黄金72小时的救援压力客观有所下降。
第三，灾害现场需要统一的协调机制，这也是政府加强统筹管理的原因所在。我们意识到，民间力量的参与需要与整体应急体系形成更好的衔接。
这几个因素叠加，让我们意识到：不能再只依靠少数救援专家“单点作战”。所以我们开始了“体系化”的探索。所谓体系，首先是动员整个企业生态的力量：三一集团的工程机械、供应商网络、区域分公司，都纳入协同响应的联盟。这需要建立一套协同响应的标准、流程、指挥管理和信息管理规范。基金会除了冲在一线，更要承担协调统筹各方、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角色。
另一方面，当企业和企业基金会有能力体系化地调度自身资源，又要如何和政府的统一指挥机制、受灾社区，以及其他投入应灾的伙伴组织更好地对接、实现互信而顺畅的配合？
三一基金会采取的做法是提前投入开发工程机械救援的技术标准。用一套明确的“解决方案说明书”，呈现工程机械在救援场景里什么时候能用、怎么用，讲明白传统救援力量如何与工程机械设备有效衔接。当然，主要是得益于前期丰富的实战经验，才能沉淀出这套技术资料，并借其与各合作方建立起共同的、可验证的依据和技术语言，从而构筑了互信。
结合这套技术标准，我们也开展相关的技术培训，与公益组织、民间救援队、其他基金会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日常加强了解和互信，灾害发生时才能更顺畅地配合。
未来我们还想尝试智能化。三一集团所在的制造业正在经历深刻的智电化变革。我们也在思考，这些前沿技术能不能用到灾害响应中？
比如单机层面的遥控挖掘机、无人装载机，可以让极端条件下的作业更安全，直接让操作人员免于现场二次伤害带来的风险；再到机群层面的智能调度系统，把所有设备资源统筹起来，加上更智能的灾情研判、信息整合分析，让复杂的响应作业更高效。
救灾场景也是打破产品和技术部门强、整合企业各方面资源、形成新协作的一次机会。
下一步，再从应急响应延伸到社区韧性能力的建设，把我们沉淀的经验和技术转化为让更多社区自主应灾的能力。
面对愈加频发的自然灾害，我们的政府其实做得越来越好，民间力量不是要去替代政府，而是要通过自己独特的站位和资源，去形成有益的补充和贡献。
对三一基金会来说，我们的独特性不是出了几个人，而是把一张覆盖广泛的工程机械设备资源网络变成应急基础设施和能力体系的一部分。
这种独特性，要怎么找到和整个行业体系的接口？我们的解法是成为“局内人”：在专业上站得住脚，形成对等的对话。怎么与企业伙伴协同，动员产业链上下游参与？我们的解法是用彼此成就的心态，去展示（而非说服）一起并肩作战不仅能增加公众信任、社区认同，也能强化与客户的连接。“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基础；通过技术标准建立行业公信力，运用常态化培训构建协作动员力，再用智能化技术提升整体行动效能——可能才是我们发挥的价值。
公益创投是关于“做深”，探客教育是关于“做广+做深”，技术救援是关于“做系统”。
没有哪一种模式是万能的，它们只在适合的场景、适合的时机、适合的关系中才能发挥效果。回头来看，有很多摸着石头过河的体验，但也感受到同舟共济才能长渡重洋。通往更好未来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但旅程的美妙也就在于此。
后记： 以上是沈丹玺在“领鹏”计划活动的分享内容。“领鹏”计划为公益慈善研究院人才培训旗舰项目，旨在为亚洲公益慈善界别培养新一代领导人才。公益慈善研究院由香港赛马会及其慈善信托基金于2023年9月成立，集“智、善、行”（智慧、善款、行动）于一身，以独立运营模式为国家以至亚洲的公益慈善事业作出贡献。希望这三个来自中国本土的实践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